素描式的自傳

我一生在美國和中國之間穿梭不知有多少次，沒想到我三十多年來在劍橋的家，竟離我1922年4月20日出生的Mount Auburn醫院僅僅隔兩條大街。我出生時父親是個年輕的哈佛講師，教哲學和中文。我取名如蘭，因蘭是我母親的乳名。親友也我叫Iris，因我父母親特別喜歡離學校不遠植物園內的菖蒲花。我兩歲時，妹妹新那（Nova）只有一歲，父母親為了要回中國前到歐洲各地旅行，便把我們寄託在一個住巴黎的法國人家看顧。聽說我們這兩個小孩到了北京仍只會說法語。

做我父母親的女兒有時確實不易，但卻從不會覺得沉悶。父親到中國各地做研究，作田野調查，教書，又數次到美國。我們在中國除了北京的清華園外，住過上海、南京；中日戰爭時則逃難到長沙和昆明，馬不停蹄。我們一家人很親密，但到處需適應新環境，有的地方學校用英語，有的用漢語（法語早忘光了）。我大二入瑞德克利夫學院（當時是哈佛的附屬女校，後來合校）之前，在中國上過六所學校，在美國上過五所學校。

我父母兩人的性格都很突出，相遇之前各已有多彩多姿的生活。他們各寫了自傳，我在此可總括一下：我父親趙元任（1892-1982）是江蘇人，十七歲獲了庚子賠款到美國留學，1914年得康奈爾大學數學學士，1918年得哈佛大學哲學博士。他在康奈爾期間也研讀物理，在兩所大學內都花了很多時間學音樂，並選修語言學。當時語言學是種新興學科，語言學可以說是父親的專業。他在清華教了很短一段時期後，便到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當研究員，調查了很多中國方言。然而他在中國卻以作曲家聞名。他1928年出版的《新詩歌集》裡的許多歌流行至今。他在康奈爾讀書時跟他數學教授的妻子學鋼琴，兼替他們看孩子。那嬰兒是Raphael Hillyer，後來成為茱莉亞弦樂四重奏樂團的始創者（註：創於1946年）及首位中提琴手。父親在哈佛時選讀了W.E.Spalding和E.B.Hill教授們的音樂課，也跟當時仍為講師的Archibald Davison 和 Edward Ballantine 學習，當我到哈佛念書時他們兩位已成為音樂系的資深教授，將近退休了。父親從1938至1941年曾在夏威夷和耶魯大學教書，1941年開始在哈佛授課，並參與浩大的哈佛燕京學社大辭典工程，1948年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當Agassiz東亞語言講座教授，1960年退休，退休後與母親仍住在伯克利市，繼續發表論文。

我母親楊步偉（1889－1981）是個活力充沛的安徽人，二十歲時曾任一所有五百個成年女學生的女校校長。不久到日本學醫，回國後和另一位女醫生在北京開醫院，那時還沒認識我父親。她和父親結婚後，熱心支持各種公益和救災活動。她很早便在中國提倡節育。

我和我的妹妹們常遇到一些對我們父母行蹤比我們更清楚的人。最令我難堪的一次是南京中學入學口試考官問起我父母，我報上父親的名字，他馬上另眼相待，但突然詭異地笑問：「你知道你父親這一刻在什麼地方嗎？」這可不簡單，數天前我忙著準備入學考試時父親剛剛出門，但他到什麼地方我不清楚，後來才知道報上有報導，只好低聲回答：「不知道。」考官轉過身大聲地對坐在他旁邊的同事說：「趙元任到惠州考察方言去了。」他也許藉此向我和他的同事炫耀他消息靈通。不知是否因此我口試沒通過。

因常常搬家的緣故，也因我父母親付不起學費，我很少有機會正式學鋼琴，雖然很小的時候有父母的朋友自願教我，像清華的何林一夫人和上海的董王瑞嫻。董夫人是新英格蘭音樂學院最早的中國畢業生之一，是我父母親的好朋友。她的孫兒榕森（Yung Shen）有個時期在哈佛音樂學系成了我的同事。但我的鋼琴課都不能長久。到了劍橋我終於在Longy音樂學院跟David Bacon正經學鋼琴。我那時一邊讀大學一邊在哈佛幫助教漢語，有點自己的錢可以用。

然而父親總想法子讓我們家裡有台鋼琴，只有逃難時在長沙和昆明沒有。我和新那很小就學會看五線譜，好玩地彈琴自娛。我彈得像點樣子後，便常和父親四手聯彈簡單的曲子。我們從小便也常一起唱歌，有時讓父親伴奏，更多的是他和我們分兩部或三部混聲清唱。舒伯特是父親最鍾愛的作曲家之一，但我們唱的大多是他自己譜的歌曲。他隨身帶著小本子，裡面都是要讓我們分部唱的歌；在家裡或在戶外沒事時，他便把筆記本拿出來和我們一起練唱。我記得有一次我們三個人到北京郵局等一份掛號信，坐在板凳上便看著筆記本上的歌譜唱了起來。當我兩位小妹妹來思和小中可參與後，父親便寫較複雜的歌曲讓我們練習。父親在美國漫長的高速公路開車時，也和我們唱歌消磨時間。回想起來，他對我們的音樂教育是很用心的，雖然看似玩玩而已。他很少對我們訓話，總婉轉地引導我們學新東西，譬如他會把新買的樂譜放在鋼琴上，讓我們自己學。我們彈錯了他會突然出現替我們改正，話總不多。

從1925到1929 我們在清華校園的一些生活細節，我如今記憶猶新。我們在南院與梅貽琦和郝更生毗鄰的房子仍在，梅貽琦的子女是我們的玩伴，他後來成為清華校長。郝更生的專業是體育。

王國維也住在附近，我們看著他坐黃包車出入南院，便在他背後偷叫他「王小辮」，因為他民國時代還留著辮子，不肯和別人一樣把它剪掉。有一天我們聽到他竟然投湖了，母親被叫到湖邊搶救卻已來不及了。她回到家唏噓不已。六十年後我在臺北講演，有位老先生會後問我「你是Iris-Nova嗎？」只有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清華園認識我們兩姊妹的人才會這樣稱呼我們，因我和新那頑皮的時候，父母親就厲聲喝叫：「Iris-Nova!」鄰居聽慣了便把我們一起這樣稱呼。原來這八十多歲的老先生是王國維的公子。

離南院不遠有條鐵路，我們很少注意到它，直到一個晚上鐵軌上載軍火的車廂著火爆炸，驚醒了我們，往窗外看時，只見整個天空通紅，第二天早上便目睹傷者被抬到校內的醫療室。

還是談較愉快的事吧：我六歲時，迷上了一個比我大一歲的小男孩，他可以說是我第一個男朋友，名叫王元化。我五十年後在上海和他再次相見，他已成有名的學者和作家了。

因父親的興趣所趨，我們姊妹幼年聽的是西方古典音樂，偶然也接觸到傳統中國音樂。最早記得的歌是《小白菜》，是從街上的玩伴聽來的。這首歌很悲哀，講一個叫小白菜的孩子，母親死了被後母虐待的故事。我們鄰居中有些媽媽認為此歌不吉祥，不准小孩唱。我母親不阻止我們唱，但告訴我們有些媽媽不喜歡聽它。這首歌只有四行，每行有四個字，我們唱完一行便停一拍，這也是中國四言詩的通常讀法。我後來明白父親為什麼替也是四言詩的《賣布謠》（1922）譜曲時用5/4 節拍。

我也記得從女傭處學了一些歌，包括一首開頭是「我家有個胖寶寶」，用的其實是很有名的《蘇武牧羊》的調子。我還學會唱《孟姜女》，故事相當淒慘，講一個女子的丈夫被徵去建長城，從此就沒回家。新那和我這時候也不知從哪裡學來一首關於紫竹笛的歌。這首歌很有意思，連我父母親都喜歡跟我們一起唱。

從1929到1932年我們住進在北京剛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但未搬入之前父母親到廣州作實地調查，把我們寄託給長期為我家服務的老奶媽，她家在上海。我這時候便跟董太太王瑞嫻學鋼琴。我們住的地方離她家只隔一條街，我可自由往返。有個晚上我學完鋼琴到一個糖果店溜達，看店主弄新的擺設。人群中冒出一個男人把我抱起來說要買糖果給我吃，我說不要。但他還是抱著我出店門，我死命掙扎，喊著說要回家。他終於把我放下。我跑回家後也不敢告訴人，因怕被罵擅自到了糖果店，直到大了才知事態嚴重。

我在北京上的是孔德學校（註：蔡元培、李石曾和數位北大教授辦的，名稱取自法國哲學家 Auguste Comte）。這個時期對我們家和國家都是多事之秋。我兩個小妹妹來思和小中分別在1929年和1931年出生。來思出生前父親有一天在電車還在行走時就心神恍惚地下了車，跌倒以致右手臂骨折，打了石膏很久，逼他不得不學會用左手寫字，而且寫得不錯。差不多同時，新那患上肺炎，一年後我得了猩紅熱，幸而最終都痊癒了。

當時中國的大事當然是日軍侵入華北。記得父親早上看了報紙說：「不好了，郝更生先生人竟在日本。」意謂日本佔據了瀋陽（郝更生當時在瀋陽的東北大學教書），這就是所謂的九一八事件。一星期後，我們很多朋友從瀋陽逃出來，中央研究院供我們住的房子相當大，收容了不少人，有個時期至少住了三十人，客廳、書房和走廊都睡滿人。我母親和傭人便負起替眾人燒飯的重任。

那年年尾最令我難忘的是徐志摩飛機失事。徐志摩是我父母親密的朋友，常來我家打麻將。他寫詩和話劇，父親替他的《海韻》譜成一首大型合唱的歌曲（1927），至今仍常有人演唱。徐志摩乘機到上海前一夜在我家，大人在打麻將時我在父親的書房發現一本小飛俠（Peter Pan）的中譯本，便坐在父親的書桌上讀了起來。徐志摩走進書房擁抱我數次說，「小朋友，我明天要走了，你會想我嗎？」我沉迷在書中只覺得他討厭，便把他推走。第二個晚上父親便接到電話說徐志摩死了。

我們在孔德學校學了些兒童音樂短劇，如《麻雀與小孩》、《小小畫家》、《葡萄仙子》、《月明之夜》等。同學們都非常喜愛唱這些短歌劇，學校當局卻有很長一段時期不准我們唱這些歌，說我們因而荒廢了學業－－至少這是他們舉的理由。這些都是流行音樂作曲家黎錦暉（1892-1967）創作的，有些採納了傳統民謠，有些取用了西方曲調。我於是學了些傳統的中國調子，如《朝天子》、《銀扭絲》。好些年後，才發現《麻雀與小孩》裡的第一首歌用的的調子原來是愛爾蘭民謠 The Galway Piper。

我兒時在北京很少有機會接觸到京戲，只約莫知道它是什麼一回事，卻清楚記得1929年梅蘭芳到美國展開他劃時代之旅前來看我父親，為準備在美國的講演向我父親請教。傭人興奮極了，交頭接耳地說：「梅蘭芳要來了，梅蘭芳要來了！」他們一向對我們家的客人不感興趣，只是例行公事地倒茶，聽我母親指揮預備糕點。我雖然不知道梅蘭芳是誰，但受了他們的感染也興奮起來了。

我們1932年起有一年半在美國華盛頓城，父親當清華留美學生監督主任,我在Oyster小學被編入四年級；家搬到華府西北後，我又轉入Brightwood小學。我在那學校的老師講世界各地的文化，教我們學美國印第安人隨著鼓樂跳舞；她還寫了一首關於北歐的維京人的詩：詩詞道：「我是個勇敢的維京人，散發著力氣和膽量……」我回家拿給父親看，他替此詩譜了三部合唱的曲子，讓我們在家一起唱。不少中國學生常到我們家玩，很熱鬧，其中有些成為我們終身朋友。記得有一次（因美國經濟大恐慌政府要整頓金融業）所有的銀行都關門不兌現，一個學生來電話說沒錢了，父親只回：「彼此一樣。」我們親眼見到羅斯福總統上任儀式以及政府取消禁酒法令的情形。

我和妹妹們那次在美國透過電影或偶爾看的舞臺劇，接觸到許多流行音樂，英語仍說得不流利之前就學會唱一些流行歌。多年後回國到了南京，更後來到了紐黑文市，我們一家人一直都喜歡看歌舞電影。美國當年的流行曲如Stormy Weather, Lazy Bones, 42nd Street, Shuffle off to Buffalo 等成了我們多年愛唱的歌，其中最愛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我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在華府想好好地學彈鋼琴又出了事。上海學鋼琴時險些被綁架，這次在華府放學後重新開始請老師教，用的是學校禮堂裡的鋼琴，有一次還沒輪到我，我等得不耐煩了，從一個椅子跳到另一個椅子——椅子是用鋼架做的，可折疊的那款——不小心滑倒了，小腿前方的肉劃破了一大條，鮮血淋漓，被送到醫院縫了好幾針。

我們1933年秋回中國，我在上海覺民小學上了一年便畢業，隨即搬到南京，父親在中央研究院做事。南京是母親生長的地方，她祖父佛學家楊仁山創立的金陵刻經處現在仍在。母親整修了楊家一些房子，並在城裡另一處親身設計並監督建築一棟給我們自己住，造好後我們住了約兩年。有一天在監督工人建築時，她聽到工人一起齊唱，工人勞動時齊唱是是很普遍的，可跟著拍子調整工作的步伐，也能聊解勞力的枯躁。但那帶頭的加入了幾句評語：「我們當奴隸地蓋的房子，將來就是那富婆要住的……」近半世紀後我們回到南京，又聽到工人在砌磚造房時齊唱。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期南京剛成國都不久，到處大動土木。日本卻已侵入華北，民族情緒高昂，學生都加入童子軍。我學會打小鼓，常和同學們參與各種社團或與愛國活動有關的遊行，記得一次是慶祝蔣介石大元帥的五十歲大壽。

我在南京上了明德中學兩年後，轉入匯文中學讀了一年。這兩家都是教會學校，入學考試不像公立學校那麼嚴格（上文提到我入學口試的經歷）。我在學校的成績最多差強人意，很多科目都不及格要重修，但課外卻非常活躍，尤其喜歡話劇和各種音樂節目。在明德教音樂欣賞的老師是楊嘉仁，熱情活潑，令我憧憬當音樂教師（他是後來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間上海音樂學院十七個自殺的教職員之一）。這期間中國興起各種教育革新運動，父親常被邀參與制作提倡兒童和成人教育的歌曲，歌詞多是當時的教育和政治名流寫的，如陶行之、吳研因、 陳果夫等，風格和父親二十年代所寫的藝術歌曲不同。父親在家仍不斷寫些二部或三部合唱的歌讓我們唱。他1934年帶我到上海百代公司錄《小先生歌》，有鋼琴伴奏，大概我沒經訓練的聲音恰好適合灌此教育唱碟。

1936年南京難得舉行了一個長達三天的全國音樂大會。有名的作曲家都到南京聚集，其中許多是在外國受過訓練的。不少會上表演的樂曲後來廣為流行，包括黃自慷慨激昂的《旗正飄飄》和李惟寧精緻的《玉門出塞》。黃自另一首熱血澎湃的合唱曲《抗敵歌》也在大會演唱，最後一句「努力殺敵誓不饒！」用不同的旋律唱兩遍，第一遍是以屬七和絃模式結音（dominant seventh chord）標誌曲子仍未結束，但因節奏慢了下來，而且最後的音符拉長了，觀眾就熱烈鼓掌。我父親非常激動，跳上座位上對他前面和後面的聽眾使勁地揮著節目單大聲喊叫：「沒完！還沒完呐！」一點用處都沒有。合唱團把最後一句唱完，但被掌聲淹沒了。父親便寫了條子送到後臺，請合唱團把整首歌重唱一遍，但觀眾又是沒等到唱完就鼓掌，父親只好又向觀眾揮手呐喊。不久黃自患了傷寒症去世，才34歲，他是歐伯林學院和耶魯大學訓練出來的，公認是中國現代最出色的作曲家之一。他逝世後有報紙請父親寫篇悼念黃自和他的音樂生涯的文章，父親結尾寫道：「沒完！還沒完！」

父親於1936年尾因患了瘧疾而在療養期中。我們有一天都在他臥房裡陪他，他聚精會神地聽著收音機播放的一首令人耳目一新快節奏的愛國歌，是年輕音樂家聶耳作的曲。父親聽完了點頭含笑說：「哦，不錯，不錯！」這首歌很快便不脛而走，大家都唱了起來，父親當時也在家替它譜了和它相對位的旋律（counter melody），讓我們分兩部合唱。許多年後中國大陸政府把它指定為國歌（《義勇軍進行曲 》）。

我一般來說對中外政局與人物都不太理會。但1936年蔣介石在西安被綁後釋放了成為全國英雄，令我這樣的人也不得不注意時事。日本於1937年7月發動盧溝橋事變開始侵華，南京眼看著就要被轟炸了，我們全家搬到長沙，因史語所本來要遷到長沙，可是長沙又被轟炸，只好再遷到昆明。

我們在長沙短短的五個月，是我一生中很重要的階段。我僥倖地進了周南中學，照例參加各種課外活動，學校知道我會打小鼓便派我到樂隊，我們常到處向公眾宣揚愛國。同學們叫我「北方人」，因為我在學校一個聚會上唱父親寫的《我是個北方人》（1933），曲子便是他多年前在美國替「維京人」譜的，新詞則讚揚在北方打仗的軍人。我在學校受一位和我有許多共同嗜好的同學的影響，她叫蘇琴，也打小鼓，我們一起參加樂隊遊行，不同的是她在班上是模範生，我便也開始認真讀書，有生以來每科目都及格。

我家在長沙沒有鋼琴，但父親仍常和我們一起分部合唱。父親喜歡替各種歌曲重新配樂，包括把國歌《三民主義》譜成很複雜的多部合唱曲。我把父親有些新譜的曲子交給蘇琴。有一次學校的周會上，唱國歌時我和蘇琴便以複調型式唱，讓周圍的老師很驚奇。我父親的音樂特徵之一是喜歡轉調。我在學校學會唱一支叫《祖國》的俄國歌，用中文唱，當時並不懂和聲法，卻也學父親的方式替其中一段配了音，唱給父親聽，他聽了微笑頷首。很多年後，我在瑞德克利夫學院讀和聲理論時，才明白我用的是——且讓我炫耀炫耀——下中音的次屬音（secondary dominant on the submediant）。

在長沙接到消息說我們在南京的房子被燒毀，包括父親一生收藏的書和學術刊物。幸好母親曾問父親他最珍貴的東西是什麼，父親答說他的日記和照片（他自1906年，十四歲時便開始寫日記）。我們離開南京時，母親便把父親所有的日記以及四千多張照片分包郵寄到紐約一個朋友處。長沙受轟炸的史語所要遷到更內陸的昆明時，我傷心透了，一生住過那麼多地方，最捨不得離開長沙。

我們在昆明前後六個月，父親這期間接到夏威夷大學的聘書。我們在昆明便沒上學，在家補習。父親每天讀一段馬克吐溫的 Huckleberry Finn，讓我們練習聽英語。當時除了中央研究院的一些部門外，清華、北大和南開也都遷徙到昆明，這些大學兩百多個師生從長沙三千里路步行到昆明。他們到達昆明時，我們便挽著花籃在城門歡迎他們，唱的是It’s a long way to 聯合大學， 用It's a Long Way to Piccadilly的曲調子。

我們全家1938年八月從昆明經香港到夏威夷，我入羅斯福中學第十一年級，代數和幾何不成問題，但英文第一課讀的便是愛默生的長文Self Reliance，只好向父親求救。他教我把所有的生字順序抄下來，包括重複的，又替我都注上相對應的中文，這法子很有效率地擴充了我的英文字彙。我也幫助母親教當地的廣東朋友講普通話。

除教課外，父親常講演介紹中國音樂，帶了新那和我去示範。我們因此學了些成年人的流行歌曲，如《牧童歌》（1936）、《時髦女郎》（也叫《碼頭調》《趙元任音樂作品全集》裡作《時髦女子》），約1924、和《湘江浪》（約1924）等。這些歌，不同於童歌與勞動時唱的，主要是在大城市裡流行的。我和我妹妹以前在中國沒在學校或跟父親學過這類歌，有些是電影裡唱出名的。《時髦女郎》後來又叫《天涯歌女》，三十年代周璇在電影唱過後風靡一時。我們發現父親二十年代已為數首這種歌寫過鋼琴伴奏的譜，也許當練習吧，但一直到他在美國講演時才教我們唱。

父親在夏威夷大學教了一年後，在耶魯又教了兩年。我們搬到美國東部康州紐黑文，我在Hillhouse中學讀畢業班。父親仍然設法繼續我們的音樂訓練，他有一天開車帶我們到紐約城裡第三大道，一家賣便宜二手樂器的當鋪裡，替我們挑選了手提琴、雙簧管、小號、大提琴，雖然都相當便宜，但當時對我家來說是筆可觀的投資額。父親讓我們隨意玩這些樂器，新那卻照舊彈她的鋼琴，小中拉了一陣子小提琴，又恢復彈鋼琴，來思卻努力不懈地吹起雙簧管來，結果吹得很夠水準。我起初對小號有興趣，大概因小號往往是和我以前打的小鼓一起演奏的。我照說明書吹了一個時期，搬到劍橋後才比較認真地學大提琴，付得起學費後便到朗基Longy音樂學院跟Virginia Bacon學習。我還曾把朋友和同學組織成個小樂團，表演些簡單的三重奏。

圖1　1940年在康州紐黑文，（後排左1）Bartok夫人，（左2）Bela Bartok，（左4）楊步偉，（前左1）趙元任，（前右1）趙如蘭，（右2）趙新那，（右三）趙來思，（來思後）趙小中。其他人不詳。

我大學第一年是在位於Storrs鎮的康州大學念的，和中學時一樣，數學物理都不成問題，英美文學就感到困難了，幸好碰到的老師們都很仁慈，對我有耐心。該年康州大學第一次開了人類學課，教授是我們在夏威夷早認識的 Edward Burrows。我上了這一門課感到非常興奮。

這時候，我們開始跟父親去美國中部不同大學在夏季開的的語言學會議。我在一場會議上遇見語言學家Hans Kurath和他的妻子舞蹈專家Gertrude。那是四十年代，我再見到Gertrude時是八十年代的一個民族音樂學會會議上。我問她：「您還記得我嗎？」她端詳了我不到數秒鐘就說：「你是個趙家女兒。」另有一次四十年代的語言學會會議上，在加州伯克利開，我第一次見到George Herzog（註：著名人類學家，語言學家，民族音樂學家，1901-1983）,他問我許多關於中國音樂的問題，我都不知怎樣回答。語言學會上討論的東西我大多聽不懂，但漸漸熟悉了些基本原理。

父親1941年到哈佛教書以及編字典，我便轉學入瑞德克利夫學院，先是在哈佛暑期學校選了一門數學和一門音樂課。我當時雖然長年浸淫於音樂，但一直認定以後將從事數學或某些科學的專業。雖然我父母沒有明示，但我總覺得這是他們對我的願望。我二妹主攻化學；三妹來思得了數學學士和碩士，雖然後來專門寫小說；么妹小中學士和碩士以及後來的工作都和天文物理有關。但暑期學校的音樂教授 Stephen Tuttle比教數學的教授有趣。到了夏季末，我已經決定主修音樂。回想起來，我不能說當時對要從事什麼行業有明確的決定，只是感到選音樂史和理論，有更多有意思的課題值得思考。我們在Walker街的住宅離學校很近，校方允許我和上大一的新那不必住校。

圖2　1941年全家在劍橋Walker街27號大門前。（前左起）趙小中，楊步偉，趙來思，趙新那，趙元任，（後立）趙如蘭。

我在後來跟哈佛合校的瑞德克利夫學院選了兩門音樂概論，教授分別是"Doc" Davison, 和Edward Ballantine。前面提到他們三十年前都曾教過父親。Davidson退休前我選了他一門富試驗性的聲樂作曲課（他戲稱為"chorestration"）。父親也去旁聽並乖乖地做功課。我上他的音樂概論時，記得小組老師William Austin當我正需要鼓勵時特別關懷我，Eunice Crocker也特別有耐心地指導我。我選了很多門Tillman Merritt的課，包括調式對位法和二十世紀作曲家總論。Merritt 教授說我的無伴奏讚歌有些中國味。大概因為我無意中寫了平行五度的曲子吧！Irving Fine 對學生亦諄諄善誘。有一次在Paine Hall，我們在他的指揮下演唱史特拉文斯基的Perséphone，完了他居然對觀眾說：「這對演員和觀眾來說都是很難得的機會，重來一次吧！」我們就從頭到尾再演唱一次。（我現在下筆報導這事已是五十年後了，剛聽我的牙醫David Goldberg說他是Irving Fine的重外孫。）我進了瑞德克利夫學院馬上加入該學院的聲樂隊，並能持之以恆。最難忘的是在G.W. Woodworth的指揮下唱勃拉姆斯的安魂曲和在Koussevitsky的指揮下唱巴哈的B小調彌撒以及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我選了Walter Piston的高級和聲、調性對位法、和配器法。Piston最令人津津樂道的是有一次要學生作賦格曲，把主題寫在黑板上後，有人抱怨時間太短，很難及時交卷，Piston一話不說，走到黑板把節拍從行板（andante）換為快板（allegro）。Elliot Forbes和我同在這堂課見證了這趣事。

許多音樂界的名人都到哈佛講學。記得Hindemith教了一整學期。他教書很生動，每次講到如何從五度圈（cycle of fifth）計算十二個音階時總對我眨眨眼。還記得Aaron Copland在Paine Hall講學，Béla Bartók在音樂大樓第二教室黑板前靜悄悄地站在那邊瞪著我們。也記得Henry Cowell怎樣用拳頭和手肘猛力彈琴引起哄堂大笑。這時候哈佛仍未規定全體學生都必修某種「核心」課，所以我們選課相當自由，我選了不少音樂外的課程，譬如Leonard Opdycke教的藝術史、Raphael Demos的哲學、Edward Boring的心理學（他姓Boring但一點都不乾燥無味）、George Zipf的語言心理學。當地質學系仍設在2 Divinity Ave的時候還選過地圖學。

我算是瑞德克利夫學院1944年那一屆的畢業生，但當時被鼓勵提早畢業，多選些課並上暑期學校，1943年秋就畢業了。後來又決定上研究院，1946年便得音樂碩士。父親自1943年起主持哈佛陸軍特訓班的漢語教學，美軍選了兩百位軍人學漢語，其中後來成為漢學家的有普林斯頓大學的牟複禮（Frederic Mote）和密西根大學的柯潤璞（James Crump）。父親把教材編成叫《國語入門》（Mandarin Primer）的教科書，涵蓋了現代漢語的扼要原則。雖然這本書用起來無論對教師或學生來說都不輕鬆，但若下定決心把它從頭用到尾學完，則學、說、聽漢語都很見效。我自己多年用這套書，另編了各種補助的材料，還出版了《國語入門提綱》，把每一章文法的擇要勾畫出來，提供更多的例子。《國語入門》開端關於怎樣進行構造分析示範的章節對我特別有啟發，我相信我對這些語言問題的思考於我日後研究音樂理論有很大的補益。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劍橋的中國學生已經相當多，有人要組織合唱團。有意思的是：中國歷來並沒有合唱的傳統，但合唱成了各地中國學生最熱衷的音樂活動，用的歌曲是現代中國作曲家的作品，偶爾也用把西方歌曲譯成漢語唱。以哈佛和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為主的一個合唱團請我當指揮。這合唱團簡稱為哈麻，與“蛤蟆”同音，倒也恰當。

當時男生遠多於女生，限制了我們可以演唱的曲目，所以多半齊聲同唱些慷慨激昂的愛國歌，以較引人入勝的鋼琴伴奏取勝。這合唱團常被邀加入此時波士頓地區為中國救災募款的活動。合唱團裡有個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叫黃培雲，約我妹妹新那出去玩，他後來成了我的妹夫；另有個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叫卞學鐄，英文名是Theodore Hsueh-huang Pian約我出去，他後來成了新那的姐夫。

我們在劍橋定居最早那幾年有位年輕作曲家常從紐黑文來探望我們，叫譚小麟。他師從Paul Hindemith，作曲自成一格。他在一個宴會上就地寫了首兩部合唱的歌，要我和他當場表演。譚小麟就像我們家的一員，除了跟父親討論音樂還跟我母親交換食譜，不但幫我做功課，我和學鐄有約時也教我如何化妝。我學業有疑問，不問我父親寧可問他，他總是鼓勵我。他1946回到上海音樂學院授課，兩年後我們獲知他突然病逝，才37歲。

我1946得到碩士，修的仍是西方音樂史。同年女兒Canta出生（取名於劍橋的別名Cantabrigia），翌年我便開始在哈佛遠東系做柯立夫教授（Francis Cleaves）的助手教漢語。女兒一歲半時，我父母搬到（西岸加州）伯克利不久，母親提議我把女兒帶去讓她看。我從此便和哈佛的亞洲語文系發生密切的關係，旁聽許多亞洲文學、文化和歷史的課程，在哈佛燕京圖書館裡消磨時間。

那時候楊聯陞在哈佛教中國歷史，是他提議我回研究院攻讀中國音樂史的。音樂系的“Doc” Archibald Davison教授很贊成這個主意。於是在1950年我一邊全職教漢語，一邊做半職研究生，博士學位將由音樂系和遠東系一同頒發。我以前不懂得怎樣用史料，音樂系的Richard French是個嚴謹的老師，他要求課堂上六個研究生都到Widener圖書館的龐大書庫裡尋索文獻從而學習運用史料。這讓我在遠東系裡選相似的課前有個心理準備。

楊聯陞多才多藝，本來學經濟，後來在哈佛教中國歷史，有許多這方面的著作；他對中國語言學也有深入的研究，和我父親合作編寫Concise Dictionary of Spoken Chinese（哈佛大學出版社，1947）， 還會唱京戲。因為我漢學訓練特別差，楊聯陞從頭便用心引導我進入每個階段。我上完數門必修的日文後，他便命我翻譯林謙三（Hayashi Kenzo）二十世紀初寫的一篇關於一份現存於法國國家圖書館裡的第十世紀敦煌四弦琵琶樂譜的論文。林謙三引用了許多日本尚存相似的樂譜，楊聯陞要我全篇翻譯，包括所有的註腳，並盡可能找出中文和日文的原始資料，其中有些我多年後才在別的國家的圖書館裡看到。我花了一學期多的功夫才把翻譯草草完成，但這過程卻讓我受益無窮。楊聯陞另要我研究十八世紀一位名為趙翼的學者生平，這學者以《廿二史劄記》著稱，我交了卷後無意中告訴母親，她大笑說：「你知不知道這趙翼是你的七世祖？」楊聯陞六十年代開始便因健康不良較少開課，但我在學術上有什麼問題仍去找他。1990年他去世前數月，我去告訴他我當選了中央研究院院士，他高興得幾乎流下眼淚。

除了楊聯陞外，遠東系的白思達（Glen Baxter），已故的畢曉普（John Bishop）和海陶瑋（James Robert Hightower）除糾正我的英文外，還幫助我看文言文，替我解決中國文學上的問題，他們都是這方面的專家。

五十年代初期音樂系來了個令人振奮的新教授，Otto Gombosi。他是位匈牙利的音樂理論家，是系裡極少數課後和學生同去校外咖啡館繼續討論的教授。我選了他的研討會，另跟他上了個別導讀的課，他介紹我看Curt Sachs的數本書，Sachs的《東西方古代音樂的源起》（The Rise of Music in the Ancient World) 對我非常有啟發。他的另一本書《樂器的內在精神與發展》（Geist und Werden der Musikinstrumente）借用人類學中的文化語境理論（kultur-kreis）解釋樂器的遷移變化的關係，我因此對此課題有更深刻的思考。我的德文比日文好不了多少，花了很長時間才把此書看完，但一點都沒有後悔。他很多觀點現在仍影響著我，譬如他說音樂往往是因人們怕它消失，或從一個地方遷移到另一個地方時，才會被記成樂譜。我感到中國音樂文獻不少是這樣產生的。Gambosi教授很受學生愛戴，他1955年因心臟病暴發突然死亡，對音樂系是個很大的打擊。我非常沮喪，甚至想放棄學業。

幸虧這時候尊‧沃德（John Ward）出現了，帶來很多新的想法。他又是個比較嚴格的人，替我排好博士口試的日期，考完後要我和楊聯陞商討擬定論文計畫，而且要我定時交稿。我決定研究宋代的音樂文獻，因我那時在音樂系和遠東系各已選了史料課，可應付這樣的題目，同時我認為唐代雖然有甚多文獻涉及音樂，但不像宋代文獻對音樂有精確的技術性的描述。沃德教授至今仍是我的恩師。他替哈佛的民族音樂研究奠定了基礎，而其他音樂領域的學生也受鼓勵，把認識民族音樂視為他們基本訓練的環節之一。沃德教授1957年推薦了日本學者岸邊成雄（Kishibe Shigeo）來音樂系講學，他不但是日本音樂的專家，而且是中國唐代音樂權威。

從1958到1959我獲哈佛燕京學社的獎學金在日本逗留了九個月，主要目的是為論文到日本的圖書館找其珍藏的中國音樂文獻。經岸邊先生提議，我趁機會多認識日本至今仍表演的宮廷雅樂，並學習彈雅樂樂器。據傳說雅樂可追溯到中國唐代的音樂，東京鶯谷區有個叫小野照崎的神社Ono Teruzaki Jinja，宮廷樂師晚間在此私下授課。我開始是向東儀文隆Togi Bunryu先生學龍笛ryuteki，後來也跟別的老師學點其他樂器，如雙吹管hichiriki、四弦琵琶Biwa、唐箏koto，最後有機會參加在東儀和太郎Togi Wataro先生指揮下的樂隊表演。著名民族音樂學家Robert Garfias當年是我的同學之一，他表演雙吹管。

除了學雅樂樂器外，我還藉機會看了叫文樂的木偶戲、能劇、與歌舞伎，並到靜嘉堂文庫及皇室圖書館為論文找資料。我終於在內閣文庫看到甚至摸觸到一部中國十五世紀刊印的十三世紀類書《事林廣記》，我引了此書不少宋代音樂的資料，次年三月便把論文初稿擬好。

日本音樂學會照例每個月開一次會議。除了岸邊先生外，我見到的名學者包括田邊尚雄（Tanabe Hisao）和林謙三（Hayashi Kenzo），後者正是我翻譯——關於敦煌文獻——的文章的作者。我也遇見小泉文夫（Koizumi Fumio），他剛從國外回來，還非常年輕。我有一次被邀報告我論文的某一方面，幸而教日語的哈佛同事Niwa Tamako 恰巧在東京，我便麻煩她把講稿譯成日文；於是我用了近乎完美的日語發言，但對講完後聽眾的發問則聽不太懂。

在日本期間我到了臺灣和南韓漢城各一趟：在臺灣與父母及女兒Canta相見，因當時父親在中央研究院講演；我在臺灣也跟汪振華開始學彈古琴。古琴的聲音很柔和，晚上在父母親的睡房練習也不怕打擾他們。古琴有大量歷代的文獻及樂譜證實它是中國最古老、最重要的樂器之一，但我從沒想到要學，直到有一天在日本二手樂器店以低價買到一把古琴，香港修理樂器的師傅告訴我它至少有三百年的歷史。我在臺灣有機會就近觀察現代化的傳統樂隊，並透過曾在哈佛當我學生的石清照（Catherine Stevens）認識京韻大鼓歌手章翠鳳；還有幸見到京劇權威齊如山，他曾教過梅蘭芳並當他的顧問。齊如山有一次示範京劇的各種手勢，讓我用照相機拍攝。

圖3　1958年臺北。（右）趙如蘭，（左起）卞昭波，楊步偉，齊如山，趙元任。

我要從臺灣回東京的時候，父母親也正要從臺灣經東京回美國，便打算同坐一架飛機離台。許多朋友到飛機場送我父母親，而我父親興奮地準備用閩南話——也是臺灣講的方言——為朋友們作個短短的演說。他曾說，除了閩南話外，他會說所有中國其他主要的方言，且示範過，這將是大好機會炫耀一下他能在逗留臺灣短時期中就把閩南話也學會。我們臨上飛機時，機場的員工卻發現我的日本簽證已過期，不讓我上機，一時場面混亂，來送機的朋友都看呆了。我沒法上機，只好巴巴地眼看父母和女兒離去。多年後才覺悟到父親竟因此失去了他可用閩南話演說的機會。

從臺灣回東京不久，我又到漢城住了十二日。首爾國立大學的音樂學教授李惠求（Lee Hye Ku）請我對宋代音樂文獻作報告，因為韓國學者對此似乎特別感興趣。他們找到了個懂漢語的翻譯員，但我的講稿是英文的，只好看著英文講稿用漢語說，讓他翻譯成韓語。我在漢城也見到張師勛（Chang Sa Hun） 和韓萬榮（Han Man Yung）兩位音樂學教授，並到成均館大學看學生練習祭孔大典的舞蹈，祭孔大典用的樂器都是歷史悠久的。漢城音樂學者們的毅力讓我深受感動，他們那時候沒有地方聚集，開會只好到不同的咖啡店。有一次我們在咖啡店坐太久了，店主要關門，便把會議挪到另一家咖啡店繼續討論。

1959年夏我從東京途經歐洲回美國，次年便交了博士論文，畢業典禮上獲知論文得了Carolyn I. Wilby獎，翌年遠東系升我為講師，我在此職位一共十三年。音樂系1962年聘我為訪問講師教一門有關中國音樂的課。我繼續教漢語外，開始嘗試開課教些自己有興趣的東西，如中國演唱文學，口頭文化等。

1962年夏，曼特‧胡德Mantle Hood教授來哈佛講爪哇音樂，我和其他人向他學習爪哇甘美蘭音樂，努力練習的成果是夏末舉行了演奏會，我彈的是一種叫gender panarus的敲擊銅琴以及叫rebab 的二弦提琴。這激起我對中國音樂活傳統更大的研究興趣。

紐約市的華人業餘京劇團五十年代初開始愈來愈活躍，參與者包括各行業的人士：商人、工程師、藝術家、教授和他們的家屬，定期一起彈唱，每年有一兩次公開表演，偶爾請來一兩個職業樂手——往往是拉二胡的。前面提及我小時候在中國並沒有機會接觸到京戲，現在正可趁機會補上。學鐄卻早在我認識他以前就會唱幾段，男女的角色都可來一手。我們不時專程開車到紐約市去看京戲。

1964年夏，我又特意到臺灣三個月視察當地的京劇活動（詳情看中國演唱文藝Chinoperl News 第4期, 1974）。我對七十一歲的張喜海先生進行訪問，並把訪談錄了音。俞大綱介紹我認識許多京劇界的人物。我又到五峰山觀察賽夏族舉行典禮時如何演唱。很不幸的是我替章翠鳳錄音的時候她病倒了。（關於章翠鳳的生平可參看中國演唱文藝Chinoperl Papers 第13期，1984年）。

1965 至1966這一年中我獲得Fulbright-Hayes獎金，不用教書可專事研究。學鐄正在加州理工學院訪問，我便也到了加州Pasadena市，在那裡筆錄和研究我上一年在臺灣錄影的京劇，同時在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加入曼特·胡德教授主持的民族音樂學研討課。這研討課的學生各自專攻世界不同的音樂傳統，每學期的焦點不同，這一學期的主題是「加速」，從各文化的視角探索主題。令大家喜出望外的是除了外胡德教授，查尓士‧西格Charles Seeger和克勞斯‧瓦克斯文Klaus Wachsmann也常參加，而且有時互相辯論得臉紅耳赤。我在那裡完成我第一篇關於京劇的論文《京劇裡節奏的功用》，1966年4月在馬尼拉舉行的國際音樂論壇上發表，反應很好。但那會議最令我振奮的是首次認識那麼多民族音樂學的著名學者。

四月末我再到臺灣一趟，適逢海陶瑋也在臺灣，他幫我獲得哈佛燕京學社的資助到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用微縮膠片複製了該所搜集並保存多年的大量說唱腳本，存放在哈佛燕京圖書館裡，現在仍常有人參考。這次途經日本拜訪了高羅佩（R. H. van Gulik），他是著名的中國古琴權威，還寫了許多偵探小說，當時任荷蘭駐日本大使。

哈佛大學出版社1967年終於出版了我的博士論文。一年後，美國音樂學會在紐黑文開年會。尊‧沃德教授請我和他與會，我本來不打算去的，但他堅持我去，我們和Tillman Merritt三人開車到紐黑文。我在會上聽到我的書獲得了美國音樂學會最高的Otto Kinkeldey獎。會議的主席Jan LaRue要我講幾句話，我一時說不出話來。現在真後悔當時沒想起一件值得一提的趣事：四十年代LaRue仍在哈佛寫博士論文，研究琉球音樂。有一天拿了本中文書，來遠東學系所在的Boylston Hall，問我能不能替他翻譯其中一段。我沒記錯的話，書是王光祈寫的，關於中國音樂，相當技術性。我對他說：「對不起，我翻譯不了。」他臉上驚訝和不能相信的表情仍歷歷在目，這是遠在我打算研究中國音樂之前。我後來研究中國音樂，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受了他的刺激。

我約1967年和榮鴻曾Bell Yung結識.他當時在麻省理工學院讀物理博士，鋼琴彈得很好，是波士頓地區中國學生合唱團的一員，後來是該團的指揮。我因常出國和其他緣故已經很久沒有當指揮了。有一次我在城裡講演，要提到中國民謠現在是怎樣唱的，便問該團的團員能不能幫我示範，他們答應到我家排練，我和榮鴻曾便這樣熟稔了。他在麻省理工學院得了博士後馬上到哈佛音樂系再念博士，論文寫粵劇。他和我自此合作無間。當年，他大大小小的事都詢問我的意見。這些年來，更多的是我大大小小的事都詢問他。